1992年7月1日，一架银色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，向西飞去。机舱内安放着李先念同志的骨灰盒，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。遵照他的遗愿，骨灰将被撒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、大巴山和祁连山。
这是在完成他的遗愿。临终前，他郑重地对工人人员说：“我最后要求国家再为我花一笔钱，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撒掉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对不住那些牺牲的战友们。”
他不是在安排后事，而是在偿还一笔欠了半个多世纪的“心债”。这笔“心债”的起点，是1936年的河西走廊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，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，红四方面军一部21800余人奉命西渡黄河，后组成西路军，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发，试图打通连接苏联的国际通道。
李先念时任红三十军政委，这支部队从鄂豫皖到川陕，从长征到河西，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官兵之间早已血肉相连。西路军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，与马家军十几万骑兵对垒，孤军奋战近五个月，歼敌两万余人，但自身也损失惨重。
到1937年3月，全军从过河时的两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三千。3月14日黄昏，肃南县石窝山头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。会议决定：陈昌浩、徐向前离队回陕北汇报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，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；将余部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。
李先念率三十军余部千余人组成左支队，进入了祁连山腹地。没有粮食，就打黄羊充饥；没有路，就边行军边开路。翻越祁连山最高峰时，空气稀薄，身体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倒下去。活着的同志擦干眼泪，掩埋了战友，咬着牙继续向上攀。
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跋涉，左支队终于走出祁连山，抵达星星峡。陈云、滕代远带着卡车和物资前来接应，此时李先念身后只剩四百余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先念历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主席等要职，日理万机。但西路军的往事始终是他心头最沉重的一块石头。1981年11月，李先念去看望陈云，两人谈起了西路军问题。
陈云明确表示：“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。”三个月后，两人再次单独谈话，陈云说：“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，我今年七十七岁了，要把这件事搞清楚。”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材料。
李先念随即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，到1982年底，收集到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往还文电稿共29份。这些文电充分证明：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，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。
1983年初，李先念写出了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》，明确指出：“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。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，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……”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：“赞成这个说明，同意全件存档。”
与此同时，李先念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些回不来的战友。1987年2月20日，他为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题词：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”
1990年，徐向前元帅病重。李先念前去探望，徐向前说出了从未告诉家人的三条遗愿，其中一条是把骨灰撒到大别山、大巴山、河西走廊和太行山。
两年后配资公司10大排名，李先念追随老战友而去。他的遗嘱与徐向前几乎相同，只是将“河西走廊”换成了“祁连山”。那是他亲手掩埋战友的地方，是他带着最后几百人翻越求生、却把数千兄弟永远留在那里的雪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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